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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时孩子遭受了暴力作业，却不去对家长说，不去求得家长的帮助，这还是要从家长身上找原因。

有个初一的孩子因为上课捣乱，被老师罚抄课文十篇，这个孩子真的就一晚上硬是把那十篇课文抄完了。孩子宁可接受“刑罚”，也不向家长说，这种情况应该和孩子对家长态度的预感有关。如果平时家长遇事不能很好地理解孩子，比较随意地批评孩子，对学校教学充满了盲目崇敬，那么孩子凭直觉就会认为和家长说了也白说，不但于事无补，还可能挨训，雪上加霜。孩子承受了暴力作业，他一晚上抄完了十篇课文，第二天还是那样上学去了，好像什么也没损坏，什么也没缺少。这种情况甚至有的家长知道后还会窃喜，以为孩子多抄了课文就比别的孩子多学习了。他们没看见孩子受了内伤，甚至是终身无法痊愈的内伤。

暴力作业对儿童信心、意志、品格等有全面的消极影响。它的坏作用，远不是多穿一件衣服有点热，多吃一个馒头有点撑那样简单。它能改变事情的整个状态，让孩子罹患一种“厌学”的慢性疾病，摧毁他们的上进心，吞噬他们的创造性，消磨他们的幸福感，其中的“暴力性”甚至能破坏他们的道德。所以它不是小事，是“教育事故”。

令人痛心的是，这种事故天天都在全国大面积发生着。只要和中小学生或他们的家长聊聊，就会发现“事故”不仅多，而且方式无奇不有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多年来，儿童会不会遭遇暴力作业，全仰仗运气，看他各科遇到的是怎样的老师。只要不是各科老师都喜欢暴力作业，就已经是万幸了。

国家每年为教育科研拿出数字庞大的经费。师范院校、教育科研院所在不停地做课题，中小学现在也都在做“课题”，仿佛教育界上上下下都在专心研究问题。为什么这么具体这么迫在眉睫的事没有人去关注？拥有最多科研经费的教育专家学者们喜欢高屋建瓴地宏论，在事关儿童每一天学习生活的问题上却总是缺席。

我的一位中学同学是一名优秀的小学教师，荣获全国特级教师称号。她说，以她这些年来的工作经验，孩子们写生字，每个字写三遍效果最好。这么一项简单而有效的经验——我认为这才叫“学术成果”——如果推广开，会让全国多少儿童减轻作业的痛苦，甚至从此变得爱学习啊。它仿佛简单得没有任何技术含量，实际上却包含着一套非常完善的教育学、心理学以及认知科学的理论。比起那些和学校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的、以厚厚的书籍方式呈现出来、且总能端居庙堂之高的“教育研究成果”，这位特级教师的经验如此朴素，却如此有价值。可惜的是，成果得不到推广，受益的人太少了。

再说教育行政部门，总是用“行政思想”来自上而下地管理学校，很少考虑用“教育科学理念”来细致入微地服务于学校。这使得一些教育行政手段不仅无效，而且成为师生们新的负担。

2007年从报纸上看到某地教育行政部门出台了一个小学生“减负”方案，要求小学生的书包不能超过六斤。给各学校下达规定后，并派员到各学校抽查监督。这导致学生们只好化整为零，先背个四斤的书包进去放下，再到校门口从妈妈手中接过一个五斤的书包背进去。联想到这么多年教育行政部门要么不作为，要么乱作为，只能说这一次又是一些官僚们脑子进水了。这个“减负方案”不管它用去多长时间出台，酝酿过程都没超越“拍脑门”的时间和水平。

“减轻学生书包重量”其实多半是个比喻性说法，“书包”在这里只是学业的一个象征。书包的实际重量和学生学业负担的轻重，有一些表层联系，但并不对等。“减负”应该用思想和理念去做，怎么可能用秤去做？“如果教师只考虑怎样迫使学生用更多的时间坐在那里抠教科书，怎样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别的一切活动中都吸引过来，那么负担过重的现象就是不可避免的。”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这句话，已告诉我们学生负担过重的来源和解决方案，为什么不从这里去思考呢。

杜绝不同程度的暴力作业，才是最重要的减负行为。把暴力作业上升到“事故”的高度，可以让人看到它的破坏力，引起人们的警醒。

国家为杜绝各行各业的生产事故，不停地制定和出台相应的管理标准和管理办法。煤矿发生事故不允许瞒报，而且要追究相关人责任人的责任。但全国每天发生多少暴力作业事故，却以一种常态合理地存在着。

有谁来揭露这件事，有多少人听到了千百万儿童的呻吟？说得轻一些，它永久性地破坏了许多孩子对学习的热情和兴趣；说得重一些，它在蛀蚀和扭曲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。什么时候能为孩子们出台这样一套科学的“办法”，让他们免受暴力作业之害呢？！

用繁重的作业把孩子的肢体固定在板凳上，固定在书桌前。这样做的后果是孩子的内心会起一种化学变化，会生成一种叫“厌学”的物质。好家长和好教师最要注意的是避免孩子遇到“厌倦”这个敌人，所以他们倾尽全力做的，就是保护孩子的学习兴趣。最重要的是家长自己要对暴力作业有认识，你如果经常有意识，精心保护孩子的学习兴趣，那么对付暴力作业的办法自然会出来。杜绝不同程度的暴力作业，才是最重要的减负行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