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沧州很大，又很小。

大的是沧州的面积，起码有三万几千平方公里。小的则是沧州的社会，虽然存在着大量隐户，但是这个州的人口仍然是很少的。顶天也就是十几二十万，搁在后世就是个荒凉的小县。

这人一少，社会自然就小了。而沧州的上层社会，规模就更小了，大约就是三五千人，其中最活跃，最势力的一部分又集中在首县清池县城及其附近，大约就是千人左右。

而这么一个小小的上层社会，控制了整个沧州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土地——剩下的百分之五十中的绝大部分，则在开封府的将门勋贵或是清州的大商人手中！

同时这么一个小小的上层社会，也是沧州的流官们所依靠的力量。如果要画一个中国封建等级金字塔的话，最上层的是皇帝和朝廷，下面一层是地方官府，再下面就是这些地方豪强了，底层当然是被统治的劳苦大众。

而消灭这些被后世称为地主恶霸的地方豪强，建立起朝廷—官府—民众这样一个三级统治结构，当然是一种政治正确啦！不仅后世的人们大多持有这样的观点，便是在中国古代，也有同样的政治正确！

中国古代不是地主阶级在统治的吗？怎么会有打压豪强的想法呢？

这个嘛……地主阶级统治什么的，那是宏观的论述，并不代表地主阶级和朝廷就没矛盾了。实际上，打压地主豪强在相当长的时间中，都是朝廷的头等大事！

汉朝有“迁陵”，隋唐有“均田”，唐季到宋朝则是科举逐步大兴。宋朝时虽然“抑制兼并”的政策看起来少了，但是用重文轻武的科举制度接触地方豪强的武力，其实也是一种软刀子杀人的压制手段！

同时，实行国家专卖，抑制工商，也是打压地主豪强的一种重要手段——将地主和资本家对立起来，那是后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，这个当然是不需要实践检验的真理啦！

不过中国古代的封建帝王们不懂这个真理，总是觉得商人发了财就会购买土地、控制人口，变成地主豪强，拥有部曲私兵，然后对抗中央……所以理想的统治，还是要重农抑商，抑制兼并，最好能消除豪强地主和商人，形成国家直接管理小农和经营工商的模式。

但理想是美好的，现实又是非常残酷的！

科举制度虽然削弱了豪强地主的战斗力，把他们从舞刀弄枪的恶霸，变成了读书知礼的秀才，似乎易于统治了。

可同时，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也变得文弱而且缺乏足够的能力。也就是说，豪强和抑制豪强的力量同时减弱了。能力不足的官员，对上解除武装的豪强，仍然是半斤八两的局面。

一方面地方豪强大多失去了大部分反抗的武力；另一方面朝廷派出的官员也大多是“孤家寡人”，没有了可供驱使的门客宾幕，最多就是有个把摇纸扇子的师爷。

这样一来，朝廷派出的地方官就得依靠本地的胥吏进行统治了。而那些本地胥吏又往往和地主豪强是一体的……要依靠这些本地胥吏去抑制本地豪强的兼并，想想也知道是靠不住的。

所以在勋贵士族统治中国的时代，还是有抑制兼并这回事儿的。可是到了相对平民化的科举官员辅佐皇帝统治国家的宋、明、清三朝，抑制兼并的政策反而消失了。

而在大宋建中靖国元年春夏之交的沧州，几个文官大青天要清查田户的想法，自然也得由沧州的胥吏们去完成——要不然让谁去查？三四万平方公里呐！让几个文官自己去查的话，跑断腿也查不了百分之一的地盘。

而要依靠胥吏，那么五个文官青天还没有想好怎么查，检地查户的消息就已经传遍了清池县城内外的上层社会。而市舶司衙署为御前骑士购买职田的消息，同时也传遍了清池县城内外。

所以当武好古从忠义寨回到清池县城内的市舶司衙署时，已经有几个沧州当地的土豪在耳房那里恭候了。当先一个姓柴，单名一个励，字子豪，是那位无棣柴家的柴老员外的长子，生得虎背熊腰，面目却有点丑陋，吊眼睛，高颧骨，嘴巴很大，还留着一部络腮大胡子。

在衙署的后院的一间内堂里面，柴励和几个沧州土豪被人带了过来，见到武好古后，柴励便立马上前唱了个肥喏：“下官柴励见过武元首。”

他称呼武好古为“武元首”，是因为他虽然有个从九品三班借职的官身，却没有得到朝廷的官职，而是在界河商市做大都保——也就是商市的民兵队长。手底下有100来个常备保丁，就是全职的“民兵”，配备了纸甲、弓箭、长枪、直刀和盾牌，担任商市各处要害的护卫，同时也是商市大都保的基干力量。